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出现了无政府主义传播的高潮。在无政府主义复杂的理论体系中，最先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兴趣的，不是它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激烈批判，也不是它对未来大同世界的热切诉求，而是“无政府党”（或称“虚无党”）的暗杀活动。《民报》、《苏报》、《童子世界》、《大陆》等激进报刊都报道了俄罗斯虚无党成功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壮举，并给予了高度赞扬。
《民报》还刊登了与虚无党有关的大量资料图片。在出版界，1902年马君武翻译了《俄罗斯大风潮》，分三个阶段介绍了俄国虚无党（俄国版皇汉运动）发展的历史：1903年张继推出了《无政府主义》，分上、下两编，分别从“无政府主义及无政府党之精神”和“各国无政府党”两个方面介绍了世界无政府党的理论和活动情况。
另外，《俄国虚无党源流考》、《虚无党小史》等著作，都对虚无党给予了热情的介绍和颂扬。从当时的介绍来看，他们对虚无党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虚无党采取的极端手段上，对俄国民粹派的理论基础“民粹社会主义”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认同。只有到刘师培办《天义》报的时候，这一理论才得到回应。
很显然，虚无党人对俄国专制政体采取的恐怖行动，触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兴奋点，满足了他们激进的革命要求。在西方所有无政府主义者中，这一时期巴枯宁最受推崇，他被奉为虚元党的精神领袖，虚无党的耶稣。他的名言“破坏欲就是创造欲”被反复申说：“凡一国国民，当晦盲否塞、沉酣不醒之时，不挟猛烈之势行破坏之手段，以演出一段掀天撼地之活剧，则国民难得而苏。此变革腐败之政体，唤醒全国之民气，所以重破坏主义。” 暗杀成为唤醒国民的手段，被纳入到文化启蒙的理论框架之中。
所谓无政府党或虚无党，实际指的是俄国“民意党”。这是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产物。在俄国，从赫尔岑的“民粹社会主义”理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农民革命理想”都带有民粹倾向，他们都相信：“俄国革命思想史上，村社不但不是专制制度的支柱，相反，却是推翻专制制度的杠杆，是俄国未来自由社会制度的基础。”
而“民粹派”的真正代表是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平民知识分子，他们在70年代中期以“到民间去”为口号，自发地组织起来深入民间发动群众，试图依靠农民实现赫尔岑构想的“民粹社会主义”。这些以大学生为主的知识分子群体被称为“民粹派”。俄国最早的民粹派小组是著名的“土地和自由”社，成立于1862年，提出消灭沙皇、召开人民大会的宗旨；之后，“伊舒京小组”、“柴可夫斯基小组”等相继成立。
这些民粹派组织与流亡海外的赫尔岑、奥加廖夫、巴枯宁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但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最大。1874年春、夏，大约有两三千名革命青年（包括一些贵族）穿上农民的衣服，模仿农民的言行，学习各种手艺，深入乡间。他们认为，只要把农民发动起来，革命的高潮就会来临，沙皇的统治也会随之土崩瓦解。他们以高度的热情，向农民宣传他们的主张，但农民无法理解他们的思想，一些大学生甚至被农民扭送到警察局。几个月后，这些深入乡间的民粹派几乎全部被沙皇政府逮捕，“到民间去”运动彻底失败。
这次运动使知识分子意识到，农民并不具有革命的天然本能，也没有实行革命的自发要求，这使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革命方针和斗争策略。1876年10月，彼得堡成立了一个著名的民粹主义组织“土地和自由社”（不同于1864年的土地自由社），以“土地”和“自由”表达农民的愿望和理想，借以发动群众。“土地和自由社”组织暴动、集会、游行、宣传，但农民仍然处于蒙昧状态，没有对他们的宣传给予太多响应。
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群众运动失去兴趣，开始以暗杀手段惩治恶官暴吏，将恐怖活动看作革命成功的捷径。相反，这一组织中的普列汉诺夫等人坚决反对恐怖活动，导致“土地与自由社”分裂，普列汉诺夫等人成立“土地平分社”，另外一些主张恐怖活动的成员组建了“民意党”。
“民意党”人最大的恐怖活动就是“猎捕”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他们历时一年半，经过八次“追捕”，终于在1881年3月，将亚历山大二世炸死。然而，这次成功的暗杀并没有带来成功的革命，群众依然麻木，沙皇的统治更加残酷，未出一个月，“民意党”组织遭受毁灭性打击，36名执行委员会委员有5人被绞死，有1人精神失常，其余被流放西伯利亚。1884年，“民意党”停止活动。
“民意党”人的恐怖活动及其最后结果，证明恐怖主义是一条“死巷”，在俄国也颇受谴责。但20年之后，它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赞美的对象：“彼无政府党者，其宗旨高，其识见卓，其希望伟，帝国主义遇之而却步，民族主义遭而退走。”这种过甚其辞的赞美，说明了当时中国革命派急于事功的浮躁心态。
从理论上来讲，“民意党”人的恐怖活动固然受到流亡海外的巴枯宁的影响，但它与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民意党”的理论基础是赫尔岑的“民粹社会主义”。民粹运动失败之后，一部分革命者对农民彻底失望，从而走向了恐怖主义。
俄国无政府主义也受到赫尔岑理论的影响，但他们提倡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严密的权力组织，更反对组建政党，如马克思所讽刺的那样：“工人阶级不应该组织成为政党；他们不应该以任何借口过问政治，因为同国家进行斗争就是承认国家，而这是同永恒原则相抵触的！工人不应该举行罢工，因为浪费自己的力量去争取提高工资或者阻止工资下降，就是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而这是同解放工人阶级的永恒原则相抵触的！”
“民意党”严密的组织显然违背了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则。此外，民意党人的暗杀活动基于对农民愚昧的绝望，而巴枯宁从未对农民的革命性失去信心：“人民起义，就其本质来说是自发的、没有秩序的和不顾一切的，他总是要求自己和别人在财产上付出巨大的损失和牺牲。人民群众时刻准备做出这种牺牲。因此他们是一种粗暴的、野蛮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建立丰功伟绩和实现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目的。” 所以将“民意党”与无政府主义等同起来，是一种很模糊、很不科学的说法。但在晚清这样一个充溢着革命激情和生存焦虑的时代语境下，人们不会过多考虑理论的严密性。
舆论界对虚无党的大量介绍与宣传，直接引发了晚清的暗杀风潮。
蔡元培1904年第二次执掌爱国女校时，确立的宗旨是：“不取贤妻良母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为此，他训练女学生制造炸弹，以备暗杀之用。1904年上海暗杀团成立，是光复会的前身。
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刘师培等都是其成员。同年，革命分子在长江流域策划过三次暗杀行动，史称“甲辰三暗杀案”。光复会成立后，也积极策划暗杀事件。徐锡麟、秋瑾都是这一组织的成员，鲁迅也曾奉命执行暗杀任务，因为自己的犹豫，未能成行。在俄国已经失败并退出历史舞台的恐怖活动，在中国竟然找到了它的传人。
在暗杀枪声不断响起的时候，文学界也闻风而动，出现了大量以虚无党为主人公的“暗杀”小说。这些作品或著或译，或半译半述，在晚清文坛上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辛亥革命之前，这类作品主要有知新室主人（周桂笙）译的《八宝盒》（1906），芳草馆主人译的德国摩哈孙的《虚无党真相》（1907），杨心一译的《虚无党之女》（1911）和《虚无党飞艇》（1911年），周瘦鹃译的《女虚无党人》，李石曾译的《夜未央》及陈景韩的大量译作。创作方面的代表作有岭南羽衣女士的《东欧女豪杰》和曾朴的《孽海花》等，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这类著译迅速减少。
虚无党小说的盛行，与舆论界的宣传鼓动，以及现实生活中暗杀风潮迭起有关，但除此之外还有着其他一些因素：一是这类作品像西方的侦探小说或中国的公案、传奇一样，往往悬念重重、险象环生，很容易吸引读者的目光。
陈景韩译的《俄国皇帝》写无政府党人胡勒奉命到圣彼得堡运送炸弹。当他刚到亲戚家时，突然遇到侦探进门搜查。这时无处躲藏的胡勒，爬到窗外抓住窗棂，将自己“挂”在外面。恰逢外面风雨交加，胡勒危在旦夕，后有幸脱险。如此惊心动魄的情节，自然能吊起读者的胃口，故而陈氏译作出版之后，有“洛阳纸贵”之誉。
二是这类作品与一般的侦探小说不同，它在给人们带来阅读兴趣的同时，也能唤起人们心中的正义感。这类小说都以专制的俄国为背景，写受压迫者被“逼上梁山”、合伙复仇的过程。而当时的中国与俄国极为相似，彼地的悲剧无时不在此地上演；彼地对暴政的反抗也必然会引起此地人们的向往。
陈景韩《虚无党奇话》开篇描写俄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俄罗斯民众“犹太人！不如狗！”的叱骂，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汉人在满族统治下的命运。因此，这类作品在趣味性之外，有着一定的现实关怀。
三是这类作品向人们透露了一些陌生、神秘甚至恐怖的“内幕”。暗杀者们行踪诡秘，涉险潜行，这些都让普通民众感到新鲜和好奇，可以满足很多人的窥探欲和猎奇心，所以它流行一时也就在情理之中。反过来也可以说，这些作品的流行，几乎与其艺术质量无关，主要是由上面这些外部因素决定的。
在这类小说的翻译和创作中，陈景韩是用力最勤的一位。陈景韩（1877–1965）早年游学日本，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加入同盟会。归国后担任过《新新小说》、《申报》、《时报》、《大陆》等期刊的编辑，他精通英文、日文，创作小说有《刀余生传》、《路毙》等159篇，在创作同时，还致力于翻译，曾译过莫泊桑、普希金、安特莱夫等人的著作。译述多署名“冷”或“冷血”，因其文笔冷峻、峭跋，被称为“冷血体”。
在陈景韩所有译著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虚无党小说，主要有《虚无党奇话》、《爆裂弹》、《女侦探》、《俄国皇帝》、《杀人公司》等。从这些作品内容来看，陈氏译述虚无党小说时注重展示虚无党人之“奇”与“勇”：他们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巧妙设计炸弹，精心设计圈套，诱惑“猎物”上钩；同时他们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与当权者展开角逐，涉险蹈死，甘之如饴。另外，这类小说有时也将人物置于“生”与“死”、“个人”与“集体”、“社会正义”与“私人感情”的二难处境中来展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如《虚无党奇话》对虚无党员与出卖虚无党人的贵族夫人之间的爱情描写，在揭露俄国上层社会腐朽堕落的同时，也表现了主人公内心的复杂世界，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在其创作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虚无党为题材的，如《专制虎》、《刺客谈》等，这类创作与其译作风格极为相似。事实上，受晚清译界风气的影响，陈氏虚无党小说的翻译和创作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很多是半译半述。
虚无党小说译述的广为流传，引起了中国作家进行此类小说创作的兴趣，因而出现了几部较为出色的创作。岭南羽衣女士的《东欧女豪杰》是其中的代表。小说以俄国民意党人苏菲亚为原型，再现了这位女革命者的精神风采。苏菲亚出身于“俄国最高贵族”，“君临俄国的女王伊利沙白曾下嫁拉祖莫夫斯基，苏菲亚即其后人。苏菲亚的祖父做过教育大臣，她的父亲做过多年圣彼得堡总督”。但在这样一个地位显赫的家庭中，她看到的不是体面和尊荣，而是种种不幸和罪恶，后来她偷偷阅读了大量“禁书”，萌发了反抗意识，踏上革命道路。苏菲亚一方面“有着天真烂漫的容貌和温柔仁爱的性情”，另一方面“却又是恐怖主义团体中最可怕的党员”，她有主见，有胆识，对她所献身的事业赤胆忠心。民意党人成功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全过程，主要都是由她来策划、指挥完成的。事件发生后，苏菲亚被捕，从容就义。苏菲亚的反抗暴政、慷慨赴死的壮烈行为，引起了中国革命党人的敬重，她与罗兰夫人一起，成为晚清中国女界的两大偶像。
到20年代，蒋光慈还写下了“此生不遇苏维亚，死到黄泉也独身”的诗句。《东欧女豪杰》即以苏菲亚的革命事迹为蓝本，加以虚构、点染而成。小说虽然未能终篇，但从已完成的五回来看，苏菲亚的形象已经十分清晰。她舍弃个人荣华，穿上简朴的服装，装扮成农家女子，深入工厂矿山，宣讲革命道理。被官府发现后，她从容镇定，甘愿被捕。她说：“我是拿定了宗旨才出来办事的。早拼着拿也任他们拿，囚也任他们囚，杀也任他们杀，我尽管尽我的职份。今天的事情正是意中事咧。”
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在塑造苏菲亚形象的同时，还虚构了一位中国女子华明卿，从立意与笔法来看，作者想把她塑造成“中国苏菲亚”的形象，所以用了旧小说笔法，渲染华明卿非凡的“降生”：
听说她母亲从未嫁过丈夫，到了七十多岁，忽然发了一个梦，梦见看了一部甚么蟹行鸟书的册子，和一幅甚么倚剑美人的图画。看了一会，那画中美人蓦地一扑，扑到她身上便不见。谁知梦醒起来，身体发病，腹中渐动。过了十个月零十五日，忽然生下一个孩子。那老妪吓得面如土色，以为一定是个怪物，连忙用一块破布包了，背着人抱到一个僻静地方，放下就走。
真是“非凡之人，必有非凡之来历”，作家袭用旧小说家的惯伎，只是在情节设置上，模仿了耶稣的降临（处女怀孕），隐含着明显的“救世”用心。其母将其抛弃后，为一美国女教士救起，“爱如掌珠，珍同拱璧”，抚养成人。她先是在中国受传统教育，后随西妇回到美国，继而留学瑞士。在留学期间结识了俄国女虚无党员莪弥，通过莪弥引出苏菲亚的故事。
从开篇来看，华明卿应该是该小说的主人公，苏菲亚的故事只是一个衬托，但小说未完，所以华明卿的故事没有展开。从其言行和指向来看，必是苏菲亚第二。
当她从莪弥那里得知民党（民意党）的革命宗旨后，感慨地说：“可恨我国二百兆同胞姊妹，无一人有此学识，有此心事，有此魄力。又不但女子为然，那号称男子的，也是文弱不振，甘做外人的奴隶，忍受异族的凭凌，视国耻如鸿毛，弃人权若敝屣，屈首民贼，摇尾势家，重受压抑而不辞，不知自由为何物。倘使若辈得闻俄国女子任侠之风，能不愧死么？”也许正是有感如此作者才详尽介绍苏菲亚的事迹，并虚构出华明卿这一形象，以达到让国人“愧”而思变的目的。由苏菲亚到华明卿，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文学在异域政治思潮冲击下，“主动”吸纳外来资源的勇气。
造炸弹、制毒药、培训女杀手，教育家蔡元培的魔性暗杀之魂
提起蔡元培，人们首先想到的都是他教育大家的形象，如果稍微深入了解，我们会发现他还是一位革命者。蔡元培是老同盟会会员，试问晚清革命斗争期间，革命党人最擅长干什么?没错，就是 — — 暗杀!
作为一位坚定的革命者，隐藏在蔡元培教育大师表象下的，是充满魔性暗杀之魂。
蔡元培曾说自己自36岁开始革命，认为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革命生涯开始的这段时间，他选择的是暗杀。其中，1903年秋天自青岛返沪到1904年夏天重掌中国教育会这一年间，他的主要活动是在报刊上宣传暗杀。
1904年7月，蔡元培重掌爱国女学，恰逢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在沪积极活动，于是他的革命活动由舆论鼓吹转向暗杀实践，一直到1905年秋，他都以爱国女学为革命活动秘密大本营，进行暗杀武器的研发制造、暗杀人才的培养与光复会人员的联络工作。
1903年，蔡元培加入革命组织东京军国民教育会，他除了与黄兴等人合作之外，更感兴趣的是教育会的暗杀团。
蔡元培入会后，发展钟宪鬯、王小徐、刘师培、章士钊、俞子夷等人入会，东京暗杀团扩大为规模更大的上海暗杀团。上海暗杀团大名为“爱国协社”，公开领导者为蔡元培，实际则以原东京暗杀团领袖杨笃生为首。上海暗杀团的阵容颇为强大，有化学家、物理学者、杀手、催眠师等等。
1904年7月，中国教育会召开第三次大会，蔡元培再次被推举为会长，并在7月重掌爱国学社、爱国女学校长之职。女学环境封闭，革命党行藏容易隐蔽，故此后蔡元培得借职权之便，以女学为暗杀基地。
1905年，爱国女学扩充校舍后，炸弹小组搬入爱国女学中。新校舍分楼上楼下两层，楼上一部分划给学校，另外留出一间作化学实验室。该实验室与楼下宿舍和学校都有便门可通，但平时学生来实验室上化学课，须从大门出入。这样从表面上看就像一普通住家，可以减少外人对楼上试制炸药的注意。
1905年春天，爱国女学新学期开学后，不但校舍扩充、师生数量增加，教学内容也有很大的改革。蔡元培增设了法国革命史和俄国虚无党史等课程，还特别组织五六个高班生每天听化学课，先从普通化学入门，以为将来学习炸药和毒药做基础准备。
此外，蔡元培还亲自制定了爱国女校的校歌，歌词中说本校为“特殊新教育，旧法新俄吾先觉”，女学俨然是模仿俄国虚无党的暗杀机构，专门培养可用于暗杀事业的“有自信之青年妇女”。
然而当这个充斥着激烈的革命教育的学期结束后，蔡元培便辞去爱国女学校长等职，到1906年还乡，他的暗杀生涯戛然而止。
暗杀事业遇到种种的障碍，蔡元培终于离开上海，还归故里，重新操持起三年前教育救国的旧业，自此中国多了一位教育大师，少了一位蹩脚的暗杀组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