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贯道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的道门组织，其中有一独具特色的点传师群体。点传师在来源上体现出社会流动阶级、道内积极分子、道外社会重要人士三种特征，尤以国术家为甚。在一贯道扩展过程中，点传师群体内部经张光壁以亲疏程度、办道成果等条件，以天津为据点，筛选出了一批核心阶层，进而以其为基础构成了“组线”形式的道务系统。一贯道中的此群体以及基于这个群体的道务组织形式可能是其能够在民国道门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

一贯道是民国时期规模极大的一个全国性道门组织，可能为规模最大者，[①]自然，其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兴趣。[②]但是，目前的研究对于一贯道内组织、人群方面仍涉及较少，且大部分论述如出一辙、同出一源，仅仅对一贯道中各名词加以解释，没有探究各群体之面貌、理清各群体之关系。[③]作为一个带有宗教性质的秘密结社，[④]也即众多“道门”之一，一贯道中存在一个独具特色的群体——点传师群体。与同时期其他道门不同，点传师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其中有统管一省道务的人员，也有仅负责一县传道的人员。这样看来，点传师内部，点传师与其上层及下层都会发生复杂的关系，从点传师的角度反观一贯道之组织结构可能会提供一个更清晰的视野。一贯道作为镇反运动中危害最受重视、清查最为彻底的会道门组织，其自张光壁掌道以来成气候的发展也不过二十余年，但却迅速地从一个囿于数县之间的小道门迅猛成长为遍布全国的庞然大物，从其组织结构中我们或许就能够找到某些因素。目前，学界还鲜有对于点传师群体的专门研究，李世瑜先生的《现代华北秘密宗教》是此方向研究的奠基之作，秦宝琦、陆仲伟、路遥等人以身份之便使用了大量公安系统内部材料对一贯道整体概况与发展源流进行了梳理，为此方向研究拓宽了资料来源，但对具体问题探讨不深；李常宝、李世宽、王蕊等人对县市级档案馆材料进行了挖掘，揭示了一贯道在特定区域内的活动情况，但对点传世群体也并未大力着墨。本世纪初社会科学院曾对各地新方志中与会道门有关部分进行爬梳整理，出版了《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两册，详实地展现了会道门在全国的分布情况，其中关于一贯道的史料十分丰富；各地所编辑的文史资料中也包括大量前会道门人员的回忆，其中尤其以《湖北文史资料》第45辑最为重要，是一贯道中重要道首王效峰的回忆录，这些材料对于本文的成文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 点传师是何许人也
笼统来说，点传师就是一贯道中的“中间阶层”。从道中经典上考察，有《一贯道疑问解答》与《暂定佛规》两份资料涉及到了何谓点传师，其前者更偏向教理，后者更偏向仪轨，且两本书都来源于张光壁本人。[⑤]从教理上讲，一贯道认为其道统一脉相传，到当时只有张光壁一人“奉命传道”，且此时属三期末劫、白阳当道，要一并普渡众生，老师应当全国各市县分别前往，但老师毕竟“极为忙碌，有时因道务关系，不能分身，即派代表师前往”。[⑥]此处之“代表师”即为“点传师”，系前者为路中一时代称谓，为“代表师尊传道”之意，后因其传道时有“点玄关、传三宝”而俗称点传师。从仪轨上讲，“凡替老师点传道法者皆称为点传师”，且点传师得受道众叩头，开坛接驾时也是点传师先行。[⑦]可以看出，在举行道内仪式、典礼时是以点传师为首、为中心的。据此可发现，点传师在道义上即师尊张光壁在各地之全权代表，统揽道内教权与管理权，并且其作为师尊之下的最高一级，中间似乎不再有更加复杂的管辖。

一贯道这种在组织层级上的简单性与同时期其他全国性道门大大不同，其他道门多按照地理方位进行同级区分、使用繁复层级构建金字塔结构。如同善社即以地理方位设九个“大盘”，每个大盘下又有九个“盘”，先天道内有十个根据地理区域划分的道首“十地”；[⑧]同时，同善社内部也有繁复的道内层级系统，分“众生三层、天恩、证恩、引恩、保恩、顶航、十地、五行、四象、三才、两仪、皇极、太极、无极”十六级。[⑨]一贯道早期也存在道内职级。在路中一时代，有“恩职”这一制度，规定自祖师路中一之下各层道内职级，其大抵与其他道门类似，在善书中有“选五行取十地果顶保引证恩全”，即为“顶恩、保恩、引恩、证恩”四级道职，[⑩]张天然“放命”时即称自己为“保恩张光壁”，孙素贞称自己为“顶恩孙慧明”。[11]虽然这两个称呼直到1947年张光壁身死、孙素贞夺权时还在使用，但对于一般道徒、道内人员来说，“点传师”、“坛主”已经成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职务了，湖北“中和坛”点传师王效峰1938年入道，当时已是一心想要成为“点传师”，从无听说过什么“恩职”了。[12]

点传师这一群体在来源上存在三种特征，一是具有一定地位的社会流动阶级。道首张光壁出身富户家庭，家里“有田两顷多”，是家里独子，小时候上过私塾，通一点四书经典。后来跟随张勋当过兵，复辟失败后成为城市闲散人员，变卖所有家产在济宁城中开杂货铺为生，但又经营惨淡，最终加入一贯道。其早期办道时的几个协助，如亲戚孙鸿勋系鸦片贩子、何广德系香店经郝凤城系济南律师、议员，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13]青岛总坛“拱宸坛”即由董玉泉设立于自己开办的杏林药房楼上，他早年还参加过日本宪兵队、胶澳巡捕房；[14]北京最早的点传师栗春旭是旧军人出身；[15]宁波在传道早期的点传师也类似，出身包括流氓、兵痞、“牌师”（赌博出千骗钱者）、底层官员等。[16]这类人群主要在一贯道发展前期，即1937年前入道，他们自身在社会上流动性强，与一贯道之间存在相互利用的关系。

第二种是道内积极分子，通过类似竞争的道内选拔机制升任点传师。如武汉“中和坛”点传师王效峰，其入道后十分积极，“每月初一与十五和星期五的点道日，总是丢下工作到‘慈善坛’参加‘办佛事’”，[17]当时其在天津铁路局做工人，为了办道不仅许了“清口愿”只吃素，并且抛下工作随邢杰三到上海去开荒，导致其家中唯一的收入来源断掉，其父亲赶来天津劝说也没能起效，[18]后来主动要求要做“三才”，最终历经五年成为了点传师。王效峰尚且成为了武汉地区负责领导的点传师之一，将目光下移到一贯道中的底层，则类似例子更多。在王蕊关于一贯道在山东A县的调查中其介绍了一贯道十名道徒的情况，[19]其中四人为点传师。于甲入道后积极发展道徒四十余名，历经三年即升任点传师；于乙积极向群众讨要钱粮供办道用，且曾担任过甲长，入道三年后升任点传师；汝×本身即为地主，入道四年升任点传师；宋×本为另一道门成员，后转投一贯道，有较高的办道能力，历经三年升任点传师。其中，两名于姓点传师即属于竞争升任类型，而另两名点传师则第一、第二种特征兼备。道内这类人群主要在一贯道迅速扩张期，即1937-1945年入道，他们属于一贯道体系内层层筛选的坚定道徒，在一贯道发展末期成为主要力量。

第三种类似荣誉头衔，授予具重要社会地位的人士，以利用其权力为一贯道谋便利。其中最突出者就是抗战期间加入一贯道的南京汪精卫政府要员褚民谊。抗战胜利后有记者曾探访南京崇华堂，在文中写道：

“「一贯道」的活动地区，包括华北各省以及苏浙皖豫等省，总部设在南京，名崇华堂，分堂则另起堂名，在南京一市的分堂，就有三十多个。四年来对南京市民的组织工作，已进行至百分之七十。它的掩护烟幕是「宗敎」和「慈善事业」。他们曾一度在抗战后方活动过，后经地方常局严厉取缔，并几勒令自首，吾则加以逮捕，用这棵的行政命令鎭压了下去。但是在沦陷区却继续扩大组织。汪精卫伪政权为什么尽力扶植「一贯道」？只要检查一下它的「理论」根据，就可以明白。「一贯道」南京总堂崇华堂，董事长是褚逆民谊，董事是彭逆年，张（错印，应作孙）逆祥夫，周逆学昌，李逆云五，葛逆亮时等人。褚逆民谊在三十三年曾以「功德」款名义付给该堂四十五万元。这是有文件可查的一宗。”[20]

另外，此文中也出现了税警团团长李丽久，其为孙祥夫拉入道中，并且据说周佛海也曾加入一贯道，可以看到抗战时期一贯道将发展重心放在了沦陷区，与日、伪势力相互勾连、相互利用。抗战后一贯道又寻求与国府建立联系，首先成功将组织合法化，后来其转化为国民党外围情报组织，北京道长张范卿、张光壁独子张英誉就与军统马汉三相互合作，以北京线道徒刺探的解放区情报换取北京一贯道的合法发展。[21]其甚至争取到了一些国府要员，据说居正、戴传贤也加入了一贯道。[22]这类人群属于一贯道迅速扩张的成果，也是其得以进一步快速扩张的保证。

国术家是一个同时能体现以上三个特征的群体，并且，有趣的是，其中还有两人成为了道长级别的点传师——南京道长孙锡堃、山西暗线薛洪（本名薛颠）。孙锡堃是津门八卦掌名家，其“幼嗜武学，来津经商，蒙友人授以形意拳学，习之数载，犹以为未足，”于是拜入程海廷门下学习八卦掌，学而有成，接替其掌门之位，在天津开办一“道德武学社”传播国术，凭借师门渊源与国术界交游广泛，颇受敬重。[23]1934年其加入一贯道，利用其社开办天津道德坛，利用其国术身份发展道务，其弟子刘梦荣、张范卿、王义、霍永盛、潘华龄等人后来都成为道内重要人物。抗战期间其前往南京中央国术馆任职，得以接触到政府机关人员，从而将褚民谊、周佛海等拉入道中。[24]孙锡堃武术名家、八卦掌掌门人的身份对于其办道起了极大的帮助，他既可以凭借此身份行走于上层社会之中从而发展道徒，他在国术界的影响也使他能够广泛发展弟子、同僚入道。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八卦掌这门武术本身就与会道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考证，“八卦掌来自于八卦教；八卦教内部流传的八卦拳就是八卦掌；八卦教是八卦掌形成的重要社会条件”。[25]八卦教是清代以来另一大秘密道门，建立以来即多次被清政府取缔，虽然在乾嘉时期衰落，但直到民国时期仍未绝迹，且其办教方法、教理教义也持续对此后道门产生影响，是“民间秘密教门中最顽强的一只组织”。[26]孙锡堃在加入一贯道前，本身就是秘密道门的一份子，抑或一名外围成员。他既通晓秘密道门基本教理教义、教仪教轨，同时拥有一个较高的公开身份，这与他能够在1947年被张光壁破例任命为南京道长是分不开的。[27]

薛洪本名薛颠，师从李存义学习形意拳，也是津门武术名家，任天津国术馆教务主任。其在国术界中地位比孙锡堃只高不低，所著《形意拳术讲义》有前总统曹锟作注，足以见其身份。[28]薛洪入道时间早，在天津纯阳炉会上领命为点传师，因为本名“颠”与济癫活佛相撞，被张光壁改名为“洪”，后前往山西办道。[29]而在国术界，薛颠此时神秘消失了，他再次出现已是在山西，并且有意识地撇清自己与李存义的关系，自称“是一个五台山的老和尚教的他”，[30]他此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自身国术与神秘主义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注意对自身道门的隐藏。薛洪在山西采取了一种异于其他支线的组织方式，即仿照晋商组织、结合国术馆传统，以“柜”为单位进行组织，设“仁义礼智信”五柜，上下级之间以门徒关系连接，在山西建立了一座独立性较强的金字塔。到解放前，山西一共存在两派六线一贯道，道首即有一万余人，道徒大概有一百五十万人，属全国各地最多；其中，以暗线薛洪线为最大，有一百多万道徒，其余诸线共有不到五十万道徒，且薛洪线也积极向外拓展，绥远、陕甘、川渝等地都有前去开荒的薛系点传师。[31]

同时，薛洪与张光壁、孙素贞之间的关系也不似其余各线一样紧密，而是更加独立、松散，近似一种联盟关系。1940年起张光壁患病，孙素贞企图与张光壁及张英誉争夺道权，但分裂失败，1943年起被软禁在北平，此时全国各道首皆去往北平重向张光壁表忠心，但薛洪独树一帜，公开宣布与张光壁决裂，且暗中接受孙素贞领导。[32]但既然孙素贞已被软禁，那么“暗中”接受领导相比难度也不低，并且此时薛洪直接宣称自己是“关帝圣君”转世，且与山西的日伪政府势力结为紧密同盟，[33]几乎将自己的身份同张光壁、孙素贞拔高到同一层——类似的有李丽久、宫彭年二人，他们也在张孙分裂后宣布与张光壁决裂，宫因为姓中有“吕”字宣称自己是“吕纯阳转世”，李丽久宣称自己是正统十九代祖师（张为十八代）且为“关帝圣君转世”，在上海立道，江浙地区的一部分道首宣布接受二人领导，但其影响也仅限于此了。[34]薛洪的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在宣称脱离孙张二人自立，仅仅只维持一个名号罢了。

凭借着山西数量庞大的道众，薛洪甚至将自己这一线组织办成了跨地区级。他的“仁义礼智信”五柜各以山西一县为根据地，将山西全省收入彀中后又向外扩张，首先在山西总柜之外又设立了陕西总柜，1950年又在北平将五柜进行改组，将发展规模最大的礼记柜独立出来，派往重庆负责全国道务，而其他四柜则继续以山西为根据地进行传道。[35]孙素贞的师母派在分裂后亟需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而此时薛洪对师母派表露出了善意。1947年，薛洪派往西安传道的点传师李文斯在主办忏悔班时一时“借壳不退”，宣称自己是“天人合一的真命天子”，被薛洪得知后将其派往成都与孙素贞相见，孙素贞闻之大喜，认证其为“弥勒化身”，是未来祖师“十八小子李永明”，将来要“坐天下”，并且二人以母子相称。[36]这样，一名薛洪手下的普通点传师就成了师母派名义上的领袖，两条线之间的关系也就从名义上的相属实质上的独立变成了实质上的联盟。孙锡堃与薛洪二人都出身津门武行，国术师的身份都为其办道提供了诸多便利，是二者能够在道内居重要地位的主要原因。同时，天津也是张光壁掌道后向外发展的首选城市，津门复杂的社会面貌实属“藏龙卧虎”，与一贯道这一秘密道门可谓不谋而合，直到解放前，天津总坛及道长胡桂金在道内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点传师作为一贯道中的“中层阶级”与道首中的主要群体，其来源主要以社会闲散人员为主，这也揭示着他们入道的缘由、目的。一贯道采取的宣传策略简单而直接，宣称三期末劫到来时要“改朝换代”，一贯道要“坐天下”，届时“师母就是真主，点传师都是县长”。[37]这样，对于普通道徒而言，入道也就是在乱世中找个安慰，而对于这些点传师而言，也无非是在乱世中进行投机，谋取利益罢了。

二、 一贯道扩张中的点传师
上文有《一贯道疑问解答》及《暂定佛规》两册书从道理上说明点传师之身份，其中最主要者即是点传师“替老师点传道法”，[38]并且，发展新道徒以实现道务扩张这一行为仅能由点传师所实现。一贯道初入武汉时成立了三个坛，其中“化南”、“觉南”两坛属天津线，“启南”坛属济宁线。在同属天津线的两坛中，化南坛是由点传师邢杰三成立的，而觉南坛是由坛主马鸣人成立的，所以后者要想发展新道徒必须要请前者的点传师邢杰三去点道；同时，由于开荒期人手不足，三个坛之间也相互借用三才。[39]于是，以是否能够独立完成一整套道内仪轨为评价标准来鉴别其组织单位的话，虽然在空间上佛堂或者坛是一贯道最小之组织单位，但是在人事上点传师成为一贯道最小之组织单位。

在张光壁执掌道权初期，点传师的选拔与以其为首的核心阶层密切相关。点传师一般由坛主与三才升任，属于道内选拔。在张光壁自立办道早期，所放命之点传师有两类，一是与张光壁有着极其紧密的私人联系者，二是以自身地位投资一贯道者。张光壁前往济南办道时，所同行者有孙素贞、胡桂金、阎步隆等人，其中胡桂金后为天津道长，他幼年随父入道，一直跟随在张光壁身边，曾随张光壁前往单县办道，为其搬运行李、烧火做饭，深得张光壁信任；[40]前往济南后，其选择投奔襟兄郝凤城以及前警察现商人栗仲肃，二人对办道十分感兴趣，主动帮助张光壁找处所设立佛堂，于是张天然之一贯道才得以能够开办。[41]这批人属于最早的点传师阶层，均属张光壁本人亲自放命，均出自济南。同时，随着济南传道规模的扩大，张光壁也逐渐有意识地对骨干成员进行筛选，例如徐衡甫、郝书暄这类知识分子就凭借传道之便而被重视。这批骨干点传师大多即在济南本地开坛办道，也有少数，如齐铭周即跟随、服侍张天然办道。这些点传师都是张光壁亲自择选、亲自任命的，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师徒关系、道内关系共同构成了效忠的纽带。

之后，剩余的非骨干点传师则被张光壁派往外地传道，这在一贯道中被称作“开荒”。张光壁对于“开荒”的解释实在模棱两可，他在《一贯道疑问解答》中关于点传师的薪俸问题上表示：

“上天既以好生为德，吾人自应以慈悲为怀，凡属道内应作之事，或为功德，或属慈善，均当竭尽义务，决不以薪俸为目的。……将来功果圆满，自有品莲可证，是以代表均无薪俸。但家境贫寒，不能自备资斧者，亦有由师尊发给川资，随时补助，分往各处传道者。”[42]

所发之钱财即“功德费”，一旦入道须得缴纳，金额一元至数元不等。[43]秦宝琦、晏乐宾指出，功德费仅仅由张光壁一人支配，被其与孙素贞、张英誉等人大肆挥霍，全然不顾道务发展。[44]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功德费”不仅仅沦为张光壁等人的开销。据道首王效峰交代，一贯道内的道务收入分为两类：一为“渡人”、“超亡灵”、“渡大仙”所收入的“功德费”，此类钱款及账目需统一上交总坛，完全属于张光壁等人；一为通过其他各种手段的收入，如道徒捐赠、“研究班”收取“开荒费”等等，这类钱款的支配权“除少数专款专用，其余的完全由各地各支负赘人统一使用，自由支配。”[45]并且，张光壁有时也会“赏赐”点传师一点钱款，以作办道之用。[46]

一贯道扩展的第一个目标是京津地区。旧军人栗春旭（栗振鲁）前往北京办道，他“在新开路周景成（山东人，曾任国会议员、山东烟酒事务局局长等职）家成立佛堂，参加者多是失意政客或军阀，如曾任袁世凯财政部长的周子齐、‘矩威’将军潘矩楹及军阀唐天喜等”。[47]天津道务传播则是由刘向前开启的，在《一贯道简介》中记载的十分传奇，如下：

民国23年（1934），刘向前首赴天津开荒渡众，并请张祖亲往点道传法。张祖抵津后，先在大经路三星客栈，点化老板李允中及伙计任希舜，继又点化于洪洲、梁耀先、薛洪等五位。嗣后，又点化潘金生等数十位。翌年（1935）又度化张文运等大众，并引度道德武学社社长孙锡堃及全体社员，成立道德坛，自此道务逐渐开展。开办之初，张祖则设公共佛堂于福庆里，继设总坛于光华里。嗣以道务渐兴，道亲日增，不敷使用，仍于民国25年（1936）迁府署街，成立“天真总坛”。[48]

但刘向前很快就在道中销声匿迹了，天津道务势力反而由胡桂金、孙锡堃两人把持。其个中原因文献已经失考，但也不难想就。在北京我们可以看到一次清晰的道权交替。1936年时张光壁在前往南京办道时被国府诱捕，在狱中收押一年有余。北京栗春旭得知消息之后，“即向道徒谎称张已被处死，图谋取而代之；而天津道徒张五福则反其道而行之，愿以性命财产保释师尊”，待张光壁出狱后，头一件事就是将栗春旭逐出道去而派张五福（张范卿）、杨灌楚、董雪娇前去北京主持道务。[49]这样，京津地区之道权就从前往“开荒”的点传师手里交到了两类人手中——一是张光壁之忠实追随者，二是当地有权有势者。在北京，这表现为张光壁亲信齐铭周与张范卿的双头统治，在天津则表现为孙锡堃与胡桂金的道务联盟。

之后，山东的济南、济宁诸坛又派遣点传师前往江苏、上海一带传道。[50]随着一贯道规模的扩大，张光壁已不可能掌握与每一名道首的关系，他于是选择了一种培训班的方式来寻求规模化培养点传师，这在道内被称为“炉会”，其中最重要的有1938年的天津纯阳炉会、1939年的北京顺天炉会以及1939年济南的理学道德研究院，这三次炉会大量地产生了一批点传师，后来他们分赴全国各地传道，使得一贯道在抗战期间实力迅速增长。传统研究中着重强调炉会的反人类性质，批评其中“酒色财气”四考对人的折磨以及炉会的敛财本性，[51]但也应该看到，炉会既然是以批量培养点传师为目的召开的，那么它必然带有更多培训的成分所在，而非人道的折磨只是其中一种手段。以下将以文献资料最丰富的顺天炉会为例进行说明。

顺天炉会前在天津已举办过一场纯阳炉会，受训有108人，时长16天，主持者为齐铭周，乩手郑恩恒、刘心泉（郑为本地“天才”，刘为张随从乩手）借壳，孙锡堃、薛洪、张范卿、刘梦荣等人都在此炉中受训。其中考验有“酒色财气”四考，据目击者张英誉交代有道徒苏广驰因为无权无势无法讨好张、孙，于是趁孙素贞感冒咳嗽，从大腿割下肉来作“仙丹”讨好孙素贞，炉会结束后他也被委以西安道务。[52]一年后顺天炉会与之类似，也由齐铭周主持，乩手刘心泉再借壳装“考试院长张茂田”，而齐铭周女儿齐玉箴则借壳装“法律主关公”，张范卿也参与其中。[53]起初设想训练点传师、坛主400余人，分别来自山东、青岛、绥包、河北、天津、北京等地，但是上报政府后因人数太多未获批准，最终只训练男100人女40余人，[54]炉会实际进行了45天。[55]炉会首天，齐铭周向众道首宣讲炉会之意义并带领大家立愿，之后宫彭龄宣布此次训练的“佛规”，如下：

“(1) 5点起床，漱口、洗脸和打扫整理佛堂，4人一班，轮流值日。

(2) 6点：献供、请坛、上香和行上香礼。

(3) 7点到9点：由宫彭龄讲《金刚经》。

(4) 9点：吃饭。每顿一个窝头、一个慢头、一碗绿豆稀饭和二片大头菜。

(5) 10点到12点：讲《礼记》主讲人王先生。

(6) 12点到1点：上香行礼。

(7) 1点到5点：仙佛训练。

(8) 5点：吃饭

(9) 6点：上香，行上香札。

(10) 7点到夜12点：仙佛训练。

(11) 12点：下班，洗脸、喝茶。

(12) 1点：睡觉。

(13) 训练期限30天。”[56]

可以看到炉会训练分两部分，一为讲授宗教经典，如《礼记》、《金刚经》；二为“仙佛训练”，也就是“酒色财气”四考等对人的折磨。“仙佛训练”固然是一种折磨，但其中也有对道徒出门办道的告诫与教导。在“考酒”时，虽然两名乩手对受训人员百般刁难，逼迫道徒破戒饮酒，不饮还要殴打，[57]甚至让人喝脏水、喝尿，[58]但在训练结束后，乩手却向受训人员说明，

“仙佛明知这里边有酒，就看你们能否随机应付。洒是不应该喝的。但在外办道如遇到特殊环境，就是喝了酒也不算犯了愿。这就是说，你们处理要灵活，要见机行事，不要因小失大，连累整个道务。今天考的是酒，也考你们的灵活性。象那个喝脏水的，心眼太死，不灵活，将来出外办道，要是这样，不但害了自己，而且毁了道。以后务必要放灵活些。”[59]

其用意还是在教训人员办道时种种灵活办法。考气的时候，两名乩手同宫彭龄合伙演了出戏，使宫彭龄故意凭人情世故不听仙佛教训，借此让道徒判断是对是错，道徒于是大多无故罚跪挨打。打完之后乩手又说，“他不吃这事，说对或错，两种说法都不对。……应该找‘中’，……这样不就平和这个气。以后，你们在外办道．要牢记：遇事要找‘中’，合‘中’就没有气了，心平气和才能把道办好。”[60]

但也不能忽视其中的丑恶目的，首先就是敛财。考财时，乩手先后以“法律主生病”、“院长办喜事”、“了冤债”为由逼迫道徒上交钱财，没有的还要打白条，日后上缴，[61]一共以“开荒费”为名号诈得20000余元。[62]其次，乩手也凭借“仙佛”身份大逞威风。考色的时候，乩手令男女道徒脱光衣服、互相摸索，[63]“命一男道徒裸体走到女班、一女道徒裸体走到男班，由道徒们依次摸其生殖器”，有“见色起意”或不肯摸者都要“当众鞭笞”。[64]刘心泉借“仙佛命令”强取一天津女道徒，“昼夜在一个单间内赤身合卧，男女道徒每天早起还得要去到他床前‘问安’”。[65]他还在屋后地窖里假扮“阎王审案”，强迫道徒将自身污点、履历全部交代。[66]这三着使得一名女道徒李德中起了疑心，声明要退道，刘心泉于是接口其“冤债深重”，用杖暴打她，与其要好的另一名女道徒葛太太要替其受罚，结果刘心泉暴怒之下将二人杖毙灭口。[67]众道徒也被胁迫“立誓愿”，不能将顺天炉会任何事件泄露出去，“守口如瓶”。[68]张范卿、刘梦荣（李德中丈夫）、宫彭龄一起将前来北京收尸的葛先生蒙骗了回去，又给他介绍点传师白桂盈的妹妹做太太，此事就被摆平了过去。[69]

资深道徒白季恺认为，开办炉会的目的是“（一）对原有道长、点传师进行考察，巩固他们的反动立场；对新道徒施以迷信训练，使他们老老实实地听道首统治和指挥，并为道首多供一些金钱；（二）……从道徒中选拔一批能为他们坚决服务而又有钱、有势、在社会上还有一定地位的人，放为点传师……（三）敛财”，[70]他总结的很有道理。顺天炉会之后，一贯道之发展就进入了突飞猛进的阶段，点传师们由京津、山东出发，在抗战期间遍布全国，到抗战结束，除西藏外，全国各省都存在一贯道势力了。[71]各地点传师之传道方式即如上文所述，首先由总坛派出“开荒”，再由总坛派出亲信统管一方道务，之后开办训练班，最终训练班中得到提升的点传师迅速将道务扩展至全省。天津成为一贯道诸线之祖，其后一贯道诸线之开拓，“几乎百分之八九十皆由天津开展出去”。[72]

三、 再论一贯道组织结构
一般认为，一贯道中各层级大概分为师尊、道长、点传师、坛主、三才、引保师、道亲等层次，其活动场所一般称为坛或佛堂。[73]根据张英誉交代，其道内“老师以下就是道长，道长以下各地领导（点传师），领导以下就是普通点传师，点传师以下就是坛主，坛主以下就是道亲。”[74]这是对于一贯道内组织层级最清晰，最准确的记载。本节将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从点传师群体的视角对一贯道之组织再做阐释，尝试论述相关层级之间的关系。

张英誉所言之基础，是道长制的确立。他之前说，“道长的来源于天津，因为天津道亲有不少领命为点传师者，大家认为胡桂金领导我们，均称为点传师，好像上下不分，千是乎就有人提倡尊称胡桂金为‘道长’，一唱百合，成为定例，后经我父亲认可。称为道长者，第一胡桂金，第二齐铭周，三张五福，四董玉泉，五张振忠。”胡桂金作为道长之首，被称作“天津道长”，其原因就是上文所述的，一贯道向全国的扩散是从天津开始的，全国之一贯道八九分都出自天津。齐铭周长期跟随张光壁办道，主持了天津、北京、济南、青岛的四场大型炉会，[75]是一贯道开拓期的重要人物。张范卿与前两者类似，如上文所述，他因在张光壁入狱期间表现忠心而受青睐，后又参与顺天炉会，善后工作处理到位而为张光壁升任道长。此三者以其与张光壁之私人关系、道务开拓期所处重要地位得而晋升道长，而董玉泉、张振忠（张毅）则略有不同。此二人入道时间早，分别驻在青岛、济宁。董玉泉事迹第一节已述。[76]张振忠本为张光壁同出路中一门下的师兄弟，张光壁独立办道后他又拜其为师。[77]他们凭借自身道内资历、威望而为张光壁擢升道长，借此为其掌道巩固地位。

另有两个例外，即南京道长孙锡堃与济南道长徐衡甫。孙锡堃在上文已讨论过，其身为天津国术界前辈在道务传播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他1942年前往南京后更是将伪政权多名高管拉入道中，他也于是领导南京道务，1947年为张光壁晋升为南京道长。[78]徐衡甫之情况则较为复杂，据其供称，他“当道长没有委任，也没有选举，只因常代表张天然办理济南道务，大家称之为道长，实际没有什么道长之权利”，[79]同时，徐衡甫因为其性格“不善逢迎”，不受张光壁喜爱，以至于其实只担任道内“忠恕小学”校长一职，并无什么实际权力，济南道务反而由齐铭周包揽。[80]这样看来，道长的选拔又不仅仅是基于张光壁个人之喜恶，道内权力争夺、人心向背也能切实发挥影响。据此，可以认为道长这个职位首先是道首之间为了表明上下秩序所自发采用的称呼，后与张光壁互相妥协，使其既欲任命亲信作为道长，同时也不能不顾及道众议员。前一类的道长如张范卿、齐铭周，后一类则有徐衡甫、董玉泉、张振忠，而胡桂金、孙锡堃则两者皆有。

我们还可从张光壁死后的道务发展中看到道长之间与道长与师尊、师母的关系。张光壁死后，孙素贞公开分裂一贯道，称师母派，与张光壁指定的继承人，其子张英誉的师兄派对立。有趣的是，张光壁的两名亲信，张范卿、齐铭周均投奔师母派，反而是其不喜爱的徐衡甫伙同孙锡堃、董玉泉、张振忠成立了“正义辅导委员会”支持张英誉办道。曾为其烧饭拉车的胡桂金尽管早期并未明确表态，但也暗地里支持孙素贞。1944年武汉中和坛领导点传师王效峰前往南京向张光壁汇报道务很得张光壁赏识，奖励了他30元储备券，同时让他转交宫彭龄（孙素贞之秘书）一封信。但王效峰回天津汇报时，却被胡桂金一派既将钱截了下来，又把信收了上去，以示不偏袒任何一方，但收走信还是为了避免当时被软禁在北京的孙素贞知晓宫彭龄出事反而迁怒。[81]

点传师内部也有上下级之分，其原因是出于道务的线性传播。王效峰解释道：

“另一个支或一个分支在其他地方发展有若干坛后，领导当地道务的坛负责人的住地也叫‘总坛’。如武汉‘中和坛’和‘觉南坛’，又叫天津‘浩然坛’支的武汉‘中和总坛’，天津‘道德坛’支的武汉＂觉南总坛’。又如武汉‘中和坛’所属的‘重庆坛’、武汉‘觉南坛’所属的‘淉河坛’，又称武汉‘中和坛’支或邢杰三支的‘重庆总坛’，武汉‘觉南坛’支或范声森支的‘淉河总坛’等。”[82]

这样，往往会出现一地、一城有多条支线各自办理道务的局面，这样的情况遍布全国，形成一种“组线”形式。西安道务于1941年开展，由天津道长胡桂金派遣慈航坛吕怀拯前来办道；1943年起西部地区得到张光壁重视，于是先后有北京道长张范卿派遣点传师殷成章，天津礼化坛韩德琴、道德坛薛文章、文化坛王瑞，天津浩然坛下属的上海宝光坛韩兰盈、汉口化南坛，化南坛下属的昆明宝德坛杨其昌，济南天一坛下属南京明一坛薛励恭，济南礼化坛下属大名总坛王兰生，以及陕西薛洪派周宝善。后凭借地理之便，各坛大多为山西薛洪所调度整合，到孙素贞分裂时，西安道务就置于二人双头领导之下了。[83]各线习惯性上就用“前人”来称呼本线的开拓者，武汉觉南坛的范声淼即将其母坛点传师杨灌楚称作“前人”。[84]这一称谓到今天还在使用，台湾一贯道最大组线“发一崇德”则将点传师韩雨霖称为“老前人”。[85]同时，因地区之便，也有“领导点传师”这一说法，有时也以“前人”相称。也可以看到，大多数组线其实都出自天津。1944年起，因武汉道务的扩张，张光壁于是将武汉从天津线中独立出来，直接属南京总坛管辖，让邢杰三主管武汉道务，于是其便称前人。[86]各线之间自然会有合作，但也免不了竞争。在武汉，中和坛一线最先收到张光壁死讯，但王效峰等人并未通知范声淼，其几天后才从天津杨灌楚处接到消息，得以前往成都吊唁。[87]

点传师往下各职位则不具有领导职务了。坛主群体虽然也在炉会中受训，但其目的是选拔其中佼佼者授予点传师外出办道。一般来讲，道务活动都会在“坛”中开展，《暂定佛规》中将最基本的“烧香”活动分作三类，一是在家庭中开展，二是在公共坛场中开展，三是特殊情况，这其中，前两类领头人都称作“坛主”，这就是有“家庭坛主”和“公共坛主”的区别。[88]“渡新人”只能在公共坛进行，且此时坛主并无渡化权，只能“考察是否身家清白”并“择选引保师”，渡化的最终决定权归点传师。[89]坛主日常的责任则为组织当坛所属道徒日常进行“烧香”等道务活动，其他各活动，如上文提到的“渡大仙”、“超亡灵”等都需要点传师领导进行。并且由此，也可看出引保师属于一个临时性职位，类似于介绍人。杨其昌入道时，“引师辛靖，保师王效峰，点传师邢杰三”，辛靖为“天才”，王效峰是积极道徒。[90]

“天才”、“地才”、“人才”统称“三才”，是一贯道中的乩手。他们具有“请神上身”的权能，在宗教地位上与张光壁本人不相上下。张光壁虽然号称“天然古佛”、“济公现世”，但是自身并没有什么“神迹”，仍然需要依靠“扶乩”这一传统形式强调与神之联系，其强纳孙素贞时便是靠着乩文来营造正当性。[91]三才与点传师之间有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三才多从青少年中进行选拔，“都是一些道友家里10岁左右而天资比较聪明的男女儿童”，[92]这不仅使得扶乩的效果更强烈，点传师也更易于操控乩手，[93]这就避免了乩手篡权、道务混乱的问题。[94]如上文中“顺天炉会”的女三才齐玉箴就是齐铭周之女。资深道徒白季恺曾试图充作天才，但因其不受信任、年龄稍长未能成行，仅做了一名地才。[95]“三才”均由点传师训练，训练时三人互相观摩，培养默契，做到“当‘天才’写出错别字，或出现有不压韵、不通顺的个别字时，‘人才’要能及时改报出正确的字来；或者在‘天才’写一句话写到一半就写不下去的时候（没想好或编不及时），‘人才’就把耙子一推随即给编报出来。而‘地才’则当‘人才’报出错字时，也能及时抄录为对的字。”[96]由于三才与点传师紧密的绑定关系，其无法在道务层级上予以划分，如顺天炉会上两名天才即凭借其所宗点传师的主持地位而训练诸多坛主及点传师。

四、 余论
相较于同时期其他道门而言，一贯道成立时间较短，但却成为其中规模最大者，这其中原因几何？从社会学的角度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较好的答案。卢云峰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层面上进行阐释：宏观上，动荡的时局使得人们渴求对人生意义的解答，这导致了道门的兴起；中观上，动荡的时局催生出大量流动人口，而道门作为一种社会桥梁重新组织了人口，并且“那些能最大限度保存信徒文化连续性以及与外部社会有适度张力的宗教往往更能吸引信徒”；在个人层次上，特定道门所采取的传教策略最终使得其脱颖而出。[97]也就是说，在民国这个道门“百花齐放”的时期中，一贯道能够“冠绝群芳”，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张光壁采取的传道策略更胜一筹。这种解释是值得肯定的，而个中关键就是点传师群体。点传师群体从其构成、动机、行为上都体现出一种普遍性，与在乱世中求得喘息之地的一般人并无二样。同时，一贯道在传道方面也要求道徒“分工合作、全体动员”、“齐家修道”，[98]这就使得其可以一种全民宗教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而在组织上，一贯道的“组线”形式或许就是传教策略中的关键因素。这种形式使得在宏观上各线之间既能够形成一种适度的竞争关系，又能统一到权威——张光壁、天津总坛胡桂金——的领导之下，在一城一地之内又有德高望重的“前人”来领导道务，避免各线之间竞争激化。如此，一贯道塑造了自己独特的竞争力。





[①]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②] 关于一贯道的研究繁多，此处仅列举部分。首先是秘密宗教研究书目，如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其中皆可找到专门章节，李世瑜亲身加入了当时各道门进行调查，路遥根据多方面材料以山东道门为主进行了研究。其次，有陆仲伟：《一贯道内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秦宝琦、晏乐斌：《地下神秘王国一贯道的兴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其为专门研究一贯道的书目，都属公安出身学者所作，使用了大量内部档案，包括大道首笔供等。在综论性书目中，如邵雍：《中国近代会道门史》，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也可找到相关讨论。相关论文有李常宝：《抗战时期山西一贯道探微》，《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01期，第72-86页；梁家贵：《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利用操纵山东会道门述论》，《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03期，第139-155页；李世宽：《民国期间晋西北一贯道研究 ——以晋西北崞县、忻县、代县三县及周边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师范大学，2009年；王蕊：《山东取缔会道门运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3年；他们使用档案材料、公安材料对一贯道等道门在特定区域内的活动情况进行了研究。邵常岁：《相互利用:一贯道与当权政治势力关系探微(1937—1949年)》，《德州学院学报》，2014年，第30卷第05期，第73-79页；梁家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教门、帮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02年；他们对一贯道等道门的活动与社会主导力量之间进行的互动进行了研究。

[③] 大部分关于一贯道组织的讨论都与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无二。

[④] 在不同语境之下一贯道的定性自然会产生争议。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其属于秘密结社，但在本文看来，其组织、准则、活动明显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同时，一昧忽视其宗教色彩反而强调秘密社会特点、甚至“反动”特点也是不客观的。参见：秦宝琦、晏乐斌：《地下神秘王国一贯道的兴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⑤] 前者托“济公活佛”降乩所作，以一问一答形式提点道义，实则由点传师郭廷栋等人所作，且由师尊“降鸾修正”、“亲自答题”，又在道义上张光壁本人即“济公活佛之化身”，则其大概是张光壁本人所作；后者则注明“济宁张天然著于济南”。参见：《一贯道疑问解答》，青岛俊德昌印，民国二十六年（1937）；《暂定佛规》，崇华堂印，民国二十八年（1939）。

[⑥] 《一贯道疑问解答》，上卷第4-5页。

[⑦] 《暂定佛规》，第1，8页。

[⑧]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第6-7页。

[⑨]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第9页。

[⑩] 王觉一：《历年易理》，年代不详。

[11] 陆仲伟：《一贯道内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7页。

[12] 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总第45辑，1995年，第36页。

[13] 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济宁文史资料》第1辑，1985年，第137-138页。

[14]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216-217页。

[15]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第55辑，1997年，第32页。

[1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总第89辑，第147-148页。

[17] 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总第45辑，第37页。

[18] 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总第45辑，第80页。

[19] 王蕊：《山东取缔会道门运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3年，第52-57页。原文中两名于姓点传师均用于×代指，此处将43岁者称于甲，后者称于乙。

[20] 《显微镜下的日伪工具》，申报，1946年1月18日，第3版。

[21]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第55辑，1997年，第36页。

[22] 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济宁文史资料》第1辑，1985年，第141页。

[23] 参见孙锡堃：《八卦掌真传》，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序言。

[24] 秦宝琦、晏乐斌：《地下神秘王国一贯道的兴衰》，第403页。

[25] 时传霞、尹洪兰：《八卦掌源流的探讨》，《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29卷第01期，第59页。

[26] 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第89页。

[27] 秦宝琦、晏乐斌：《地下神秘王国一贯道的兴衰》，第197页。

[28] 参见薛颠：《薛颠武学录》，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序言。

[29] 陆仲伟：《一贯道内幕》，第218页。

[30] 李仲轩，徐皓峰：《逝去的武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54页。

[31]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第149-150页。

[32] 秦宝琦、晏乐斌：《地下神秘王国一贯道的兴衰》，第287-288页。

[33] 李常宝：《抗战时期山西一贯道探微》，《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01期，第76页。

[34] 陆仲伟：《一贯道内幕》，第212页。

[35] 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总第45辑，第8-9页。

[36] 陆仲伟：《一贯道内幕》，第219页。

[37]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第55辑，1997年，第41页。

[38] 《暂定佛规》，第1页。

[39] 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总第45辑，第99-100页。

[40] 陆仲伟：《一贯道内幕》，第203页。

[41] 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济宁文史资料》第1辑，1985年，第139页。

[42] 《一贯道疑问解答》，上卷第4-5页。

[43] 《一贯道疑问解答》，上卷第2页。

[44] 秦宝琦、晏乐斌：《地下神秘王国一贯道的兴衰》，第182-183页。

[45] 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总第45辑，第51-52页。

[46] 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总第45辑，第129页。

[47]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第55辑，1997年，第32页。

[48] “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一贯道简介》，1988年，第44-45页，转引自林荣泽：《发一探源——天津一贯道“同兴坛”研究》，《一貫道研究》，2015年第4期，第49页。

[49]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第55辑，1997年，第33页。

[50]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279页。

[51] 参见秦宝琦、晏乐斌：《地下神秘王国一贯道的兴衰》，第239-245页；陆仲伟：《一贯道内幕》，第137-145页。

[52] 《张英誉自白书》（一），转引自秦宝琦、晏乐斌：《地下神秘王国一贯道的兴衰》，第241-242页。

[53] 陆仲伟：《一贯道内幕》，第139页。

[54] 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总第45辑，第56页。

[55]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第55辑，1997年，第34页。

[56] 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总第45辑，第57页。

[57]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第55辑，1997年，第33页。

[5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1964年，第217页。

[59] 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总第45辑，第65页。

[60] 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总第45辑，第69页。

[61] 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总第45辑，第67-68、69-70、73-74页。

[6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1964年，第218页。

[6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1964年，第217页。

[64]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第55辑，1997年，第33页。

[6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1964年，第218页。

[66] 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总第45辑，第73页。

[67] 《张英誉自白书》（四），转引自秦宝琦、晏乐斌：《地下神秘王国一贯道的兴衰》，第244-245页。

[68]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第55辑，1997年，第34页。

[69] 陆仲伟：《一贯道内幕》，第140页。

[70]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223页。

[71]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2004年，第3页。

[72] 林荣泽：《发一探源——天津一贯道“同兴坛”研究》，《一貫道研究》，2015年第4期，第51页。

[73] 参见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第89页；陆仲伟：《一贯道内幕》，第76-89页；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第404-409页；秦宝琦，晏乐斌：《地下神秘王国一贯道的兴衰》，第194-200页。

[74] 《张英誉笔供》，转引自秦宝琦、晏乐斌：《地下神秘王国一贯道的兴衰》，第197-198页。

[75] 前三场见上节，青岛炉会规模较小，参见陆仲伟：《一贯道内幕》，第142页；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223页。

[76] 参见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216-218页。

[77] 陆仲伟：《一贯道内幕》，第203页。

[78] 秦宝琦、晏乐斌：《地下神秘王国一贯道的兴衰》，第403-404页。

[79] 《徐衡甫供词》，转引自秦宝琦、晏乐斌：《地下神秘王国一贯道的兴衰》，第197页。

[80] 陆仲伟：《一贯道内幕》，第205页。

[81] 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总第45辑，第129页。

[82] 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总第45辑，第24页。

[83]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2004年，第1125-1126页。

[84] 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总第45辑，第135页。

[85] 林荣泽：《发一探源——天津一贯道“同兴坛”研究》，《一貫道研究》，2015年第4期，第54页。

[86] 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总第45辑，第100页。

[87] 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总第45辑，第135页。

[88] 《暂定佛规》，第2页。

[89] 《暂定佛规》，第7页。

[90] 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总第45辑，第151页。

[91] 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济宁文史资料》第1辑，1985年，第138页。

[92] 《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卷》，北京：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627页。

[93] 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第418页。

[94] 道院曾出现过类似问题，参见陈明华：《扶乩的制度化与民国新兴宗教的成长——以世界红卍字会道院为例(1921—1932)》，《历史研究》，2009年第06期，第63-78，190页。

[95]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220页。

[96] 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总第45辑，第85页。

[97] 卢云峰：《变迁社会中的宗教增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06期，第34页。

[98] 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第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