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如何对 “汉族婴儿” 进行种族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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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是基督教青年会建立的组织!中共对基督教袒护,故意污蔑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义和团激起民愤的真正的原因是洋人基督教对汉族婴儿种族屠杀!

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江苏丹阳县人民发现教会墓地埋葬儿童尸首七十余具,育婴堂内亦无一活婴,遂产生公愤,群起将教堂焚毁。官府速派兵弹压。激起邻县无锡、金匮、阳湖、江阴、如皋等县,群众们自发组织起来,开展反洋教的爱国主义斗争。在列强的压力下,清廷派两江总督刘坤一弹压闹事群众,将六个知县一并惩处,又将二十一人逮捕判刑,赔款十二万元结案。

但是,育婴堂婴儿大量死亡事件,绝非只是丹阳这一起,从清末到解放初期,各地教堂屡有发生:

上海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从1936年至1949年,共收进40000多名婴儿,活下来只有197人;上海地方志中这样记载着,1953年7月4日,徐家汇育婴堂揭露了帝国主义不法分子马尔敦等人残杀中国婴儿的罪行,马尔敦被驱逐出境。看来这里的确发生过婴儿被杀害的案件。以至于后来徐家汇育婴堂遗址上新建的太平洋百货,在一段时期内发生闹鬼传闻。

武昌花园山育婴堂:美国天主教主教艾原道,他于1928年在武昌创办花园山育婴堂,委托德藉女士何德美主持,开始将收进的婴儿送到堂外,雇请奶妈托养,成活率较高。以后不断发展,集中堂内抚养。1929年,圣若慧善功修女会成立,其主要工作就是管理本育婴堂。二十多年接纳婴儿数万人,存活率只有千分之二,"育婴堂"成了杀婴堂,花园山成了婴儿的白骨山。1946年以后,收进婴儿757名,死了713名。1951年,武昌花园山育婴堂的婴儿大量死亡事件被揭露,引起社会各界愤慨,6月4日政府接管了育婴堂,修建了万婴墓,掩埋在山上搜集的白骨,铭刻碑文。立“死难婴儿纪念碑”,有张平化等省、市领导同志题词。

温州救济院育婴所:从1947年1月至1949年10月,共收婴儿1392名,死了1086名。

芜湖圣母院育婴所:解放后,中国红十字会在这里夹道内,挖出200多具婴儿的尸骨。

南京圣心儿童院:1948年1月至1950年入院儿童577名,被领养121人,死亡372人,死亡率竟达65%

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婴儿死亡率揭谜

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是上海天主教会的重要传教机构,也是闻名全国的天主教慈善机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中,以婴儿死亡率高为据,控诉帝国主义分子虐杀婴儿;从埋葬死婴的“小圣地”挖出大量骸骨,立了“万婴碑”;激发教徒的爱国热情,成为运动的突破口。时至今日,运动已经过去了60年,我们可以探究其中奥秘。

育婴堂由拯亡修女会创办于1869年2月1日。徐家汇圣母院是拯亡会在沪总院,占地89亩,在今天的漕溪北路、肇嘉浜路、天钥桥路、南丹东路之南所围地块内。拯亡会会院今址漕溪北路201号,被列为市级优秀历史建筑。圣母院内有一座教堂、十多幢建筑。除了拯亡会,还设有献堂修女会会院及其初学院、上智母院、若瑟院、徐汇女中、启明女中、圣诞女校、育婴堂、聋哑学校、刺绣间、花边间、裁缝作、汰衣裳作、施医处、托儿所和幼稚园,空地上有牛奶棚、菜圃和修女坟地等。圣母院正门朝西,古牌坊式大门,白色围墙上镂空网格花,门口挂一块一尺多宽、四五尺长的铜牌,上书“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育婴堂占地6.6亩,有124间房屋;民国时期在堂人数500~600人。1956年由市民政局接办。

婴儿死亡率到底有多高?

拯亡会对婴儿死亡率问题高度敏感。1944年前,因不向中国政府立案,也不报告死亡率。捡来的婴儿当然没人查询其生死;家长送来的婴儿,必须签字画押,承诺不再来看孩子,更不能领回。立案后,只报告经费情况,仍不报告死亡率。1949年,烧掉了历年婴儿名册,毁掉了记载死亡率的直接书证。据说,当时把名册放在炮仗炉子里烧了4天4夜。经笔者努力查找、爬梳,才从档案、文献的缝隙中找到了当年教会的零星记载。

1856年后,上海天主教由法国耶稣会掌控。1928年,奉教皇之令,教徒组织公教进行会恢复活动;同年,由该会出面,邀请美国加利福尼亚省耶稣会来上海。美国势力开始渗入上海。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势力直线上升。对美国人,法国人无奈而排斥;对法国人,美国人既斗争又拉拢。所以,在上海天主教会内,一度形成两种相对独立的势力。1947年,由美国人主导,设立了全国性教务领导和协调机构——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委员会,另辟岳阳路197号为会址。该会下辖机构中有华明新闻社,办了一份用钢板刻写、油印的报纸《华明新闻社》。1949年5月25日,该报登载了一篇《战时孤雏,九死一生处获归宿》的文章,报道圣母院等教会慈善机构战时如何收养孤儿。文章不知深浅地记载:1867~1949年,育婴堂收婴儿约9万人。笔者猜测,此文未经法国人审查。

上海档案馆保存了一份《圣母院育婴堂申请补助表》。此表以圣母院院长、拯亡会法国籍修女步戴贤的名义在1946年7月16日填写。该表“业务概况”栏中,用半行行距的空间,用小字记载:“自创设迄今,成年送入社会者凡四千余人。”

根据这两个数字,我们可以进行计算了:1867~1949年,年均收养儿童约1084人。按此标准减去3年所收儿童3252人,至1946年收养86747人。成年的孤女以4500人计。从创办到1946年,平均成活率为5.19%。

婴儿死亡率为什么这么高?

拯亡会办育婴事业的宗旨所致。天主教认为:人有肉身和灵魂。人死后,灵魂不死。如有大罪,灵魂下地狱受永苦;如无大罪,有小罪,灵魂下炼狱受暂苦,等受苦炼净后再上天堂。又认为:活着的教徒为在炼狱中受暂苦的亡者的灵魂做祈祷或其他善功,可以帮其早升天堂。拯亡会的创立宗旨就是拯救炼狱中受苦的亡灵。为了实践这一宗旨,他们举办各种慈善事业,包括育婴。因此,她们对婴儿灵魂的关心远远超过对其生命的关心。新收来的婴儿,先放在圣母院教堂内西北角的一张长条桌上,等待神父来付洗。付洗后才能抱入育婴堂。不少人付洗后即死亡。拯亡会认为她们原罪赦了,本罪不会犯,灵魂洁净,可以直接上天堂,是“窃取了天国”的小天神。或者说,她们帮助婴儿直升了天堂。因此,根本不考虑抚养能力,广为收养。事实上,在育婴堂成年的孤女往往是3~4岁才入堂的儿童。

婴儿来源和体质原因所致。婴儿基本是弃婴。不少婴儿被送到育婴堂门外,由育婴堂捡进;流浪汉也从路边和垃圾筒捡送婴儿,以得育婴堂奖励;育婴堂还在虹口圣家院施诊所、洋泾浜圣母院附近和嘉定县南翔镇等处设立收养点,收到婴儿后,长途跋涉,挑送到徐家汇。几经周转,初生儿大多已奄奄一息。另外,弃婴绝大多数先天不足、营养不良,很多患有疾病或残疾,较难成活。

保育力量不足所致。那个年代还没有青霉素等抗生素,药品奇缺,加之医疗条件极其简陋,一有传染病,会死一批人。1946年,育婴堂儿童出痧子,一下子死了60多人。教会为节约成本,保育生往往是那些难以出嫁、或有残疾的成年孤女,任保育生的大班孤女往往不太灵巧,学不会刺绣等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工作。解放初,救济总会上海分会工作组看到的保育生状况是:文化不高,缺乏必要的医疗保健知识与责任心,绝大多数离工作要求很远,厌恶儿童工作,对孩子粗暴,甚至残酷,情绪不稳定,经常在生活、工作中造成大小事故,打小孩,偷菜吃,骂人,吵架,有的连自己的生活也需要别人照顾。

为什么育婴堂能与上海社会相安无事?

19世纪下半叶,中国教案此起彼伏,震惊朝野。重要起因是育婴堂的婴儿只进不出,传言被挖眼剖心,用作药材。圣母院育婴堂办得早、影响大、死亡率高,又不立案,却能与上海社会相安无事,上海天主教也没有能载入中国教案史的大教案。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奇特的现象?

第一,上海的外国势力特别强势。

上海是通商五口之一,是外国势力着力经营之地。法国在沪外交官知道:“教会正是法国在华势力的最好的支持。”因此,全方位支持天主教会。他们为教会争传教权。1844年,法国公使刺萼尼一到澳门就收到在上海的罗伯济主教一份冗长的备忘录,提醒他为教会谋取传教权。随后签订的中法《黄浦条约》第22条就规定了他们可以在通商五口造教堂。他们动用政治、军事力量保护教会。仔细考察长江流域教案,可以发现一条规律:外国军舰所到之处,教案马上平息。他们还千方百计为教会争取经济利益。1862年,驻扎在徐家汇的法军乘着第二次鸦片战争新胜的余威,得到上海道台的“允准”,以训练部队为由,把肇嘉浜河床向东移了几十米。事后,空地留给了教会。1877年,经法国公使和上海领事多次斡旋,宁国府教案得到33356两白银的赔偿。教会用这些款项,在法租界廉价、滚动式经营房地产,随着租界的繁荣,逐渐升值,1951年8月,上海教区及各修会在沪有地产3191亩、房屋7518幢,租金收入约100亿元(旧币),是教会主要收入。

第二、上海受条约特殊“保护”,地方政府只能卑躬屈膝对待。

战场的屡败使清政府不惜牺牲局部利益,在宗教问题上迁就外国势力,只求不激成事端,危及政权。上海地方政府和教会的关系不再是中国、更不是上海的内政问题,而是受不平等条约制约的外交问题。上海的一些具体问题也因牵涉或可能牵涉“外交”而非地方官所能裁定,他们在处理民教纠纷时无不对“民”防范在先、果断弹压,对“教”小心保护、格外宽容。1870年4月,5万多名秀才集聚南京会考。僧格林沁的养子,天津镇总兵陈国瑞到南京策动反教,散发小册子谴责天主教堂偷拐、采割小孩。6月11日,两江总督马新贻派人到天主教堂调查、撇清后,果断处置。陈国瑞逃到天津,10天后发生天津教案。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马新贻,发生的可能不是天津教案,而是南京教案。马新贻与天主教会有特殊关系:上海小刀会战役中,他受了重伤,由天主教董家渡医院治愈。甚至传说他病重时受过洗。天津教案发生后,风声延及上海,民情鼎沸。而这时长江里正好没有法国军舰。教会和法租界马上采取防范措施,修女避至租界,武装了志愿军。同时,通过法国领事照会上海道台,要求弹压。江苏巡抚接报,马上出告示威吓百姓,臬台派代表赴上海,会同上海道台弹压绥缉。臬台代表亲赴主教座堂安慰传教士,派中国军队保护董家渡和徐家汇教堂。2个月后,风潮始息。1875年后,松江的邱家湾(今松江区方塔北路10号)、南钱(今闵行区莘庄镇秀文路485弄50号)等地发生过多起小教案,地方官都竭力弹压,对士绅的惩处越来越重,赔偿以教会满意为限。

第三,上海教会软硬两手的应对策略很见成效。

在沪传教士尽量与地方官和社会各界保持友好关系。19世纪末,徐家汇甚至派一位神父专门负责接待参观者。他们在寻求地方官保护时姿态极低、口气委婉:请求总督在情况需要时对他们“施以恩情”。刘坤一到沪后,他们即派在道台衙门任职的徐汇公学毕业生先去打探,看总督是否肯接见。刘坤一参观董家渡教堂那天,正值星期天,教会尊重中国习俗,按其所定时间,提前举行弥撒,遣散了女教徒;在他必经要道上铺地毯、挂彩,以示隆重;将堂内供着的圣体临时转移到别处,既保证圣体的神圣性,也避免刘坤一的尴尬。

但教会在传教权、包括育婴堂管理权之争中却非常强硬。1889年,清朝政府根据张之洞所上稽查育婴堂奏折颁发上谕。上谕主要针对江南代牧区的育婴堂,要求将育婴堂交给地方官掌控,包括任命管理人员、决定重要事项、通过婴儿名册审查出入情况。如果中国是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上谕是皇帝颁发的政令,是对国家重要事务的最后决策和终极处置,必须执行。但是,1891~1893年间,总理衙门、两江总督、江苏和上海地方官想方设法落实这一上谕而不成:他们数次颁布通告,要教会编制清册向地方官报告教会所办事业,每年接受地方官4次视察,江南代牧区主教倪怀纶通过外交途径数次提出抗议,总理衙门不得不一次次中止上谕的执行。总理衙门通过外交途径,一次次与法国政府、法国驻华公使、各国驻沪总领事、法国驻沪领事打交道,希望得到他们的批准,命令教会执行。“各国使臣均以为不便,迄未允行。”上海道台4次派员到徐家汇催迫倪怀纶执行,倪始终坚持:“育婴堂对以礼来参观的人常是敞开着的,但育婴堂的行政管理决不能交给官府手中。”

育婴堂和上海天主教会在法国势力庇护下,坚持不接受中国政府的管理,挑战中国主权,是列强欺侮中国的典型案例,是教会依仗列强在半殖民地中国生存状态的生动写照。

圣心儿童院死婴之谜:解放初南京市法院判决首起涉外案件

1950年5月11日,《新华日报》编辑柳嘉禾接到江苏南京圣心儿童院打来的电话,说他惟一的女儿柳欠欠被开水严重烫伤。柳嘉禾闻讯心急如焚,他叫上妻子急匆匆赶往圣心儿童院。

次日,年仅两岁的柳欠欠不幸夭折。柳嘉禾夫妇悲痛至极,他们认为孩子的死都是因为圣心儿童院疏忽大意、玩忽职守所致。事件发生后,南京各界群众纷纷谴责圣心儿童院的行为,要求调查事故原因。当时的南京市委决定,由市卫生局、中央医院等11家单位组成调查组,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与此同时,柳嘉禾也将圣心儿童院告到南京市人民法院。法院首先对柳欠欠的死因进行法医鉴定,结论是,“柳欠欠系沸水重度烫伤,引发酸中毒猝死”。

圣心儿童院是外国天主教在南京开设的一家慈善机构,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1936年,爱尔兰修女马哥能租赁宁海路32号,创办“方济幼稚园”,后开设圣心儿童院。1944年,马哥能调离南京,阿根廷籍修女任玛继任院长。1948年春,圣心儿童院迁入广州路72号新址。新开设的圣心儿童院部门增多,机构扩大,任玛负责全面工作,医院具体工作由法籍修女华安德负责。华安德来中国前在巴黎一家教会医院当护士。同年9月任玛离任,由爱尔兰籍修女兰义德任院长。

调查组在调查中了解到,圣心儿童院有个规定,凡进入儿童院的婴幼儿童,必须由监护人填写一份“申请书”,并签字画押,这张申请书实际上是一张“卖身契”。根据“申请书”所做的统计显示,1948年1月至1950年入院儿童577名,被领养121人,死亡372人,死亡率竟达65%。

调查组于6月10日,委托中央医院、南京大学医学院等单位,对圣心儿童院的婴幼儿童进行了一天的体检。接受检查的117名孩子普遍发育不良(体检报告保存至今)。

据此,调查组找到兰义德和华安德,提出:圣心儿童院应承认由于自身疏忽,烫死柳欠欠,并公开向市民道歉;应赔偿柳欠欠的医药费、埋葬费及养育费。对此,兰义德、华安德以沉默表示对抗。一周后,兰义德发表意见:“必须有明文判决书认定,否则不予考虑。”她还在致南京市民一封信中说:“我院以慈爱为本,绝无害人之意,柳欠欠系肺炎致死,与本院无关,圣心儿童院是无辜的。”

为了让证据更有力,调查组再次请南京大学法医科对柳欠欠的死因进行鉴定。根据原X光片及肺叶切片剖验确认,因圣心儿童院照顾疏忽,致柳欠欠烫伤未得到及时有效治疗,而使伤口感染死亡。

市法院也再次请中央医院权威医生进行鉴定,结论是“该童肺部无发炎象征”。

虽然有了权威鉴定,但兰义德、华安德仍极力推卸责任,百般狡辩。

调查组又深入圣心儿童院。经过向看护人员和勤杂人员调查得知,圣心儿童院根本没把孩子们的生死当回事,这里的修女对生命的漠视令人发指。

她们经常说,孩子死了,是“上帝召唤去了”。每有孩子死去,修女便把孩子身上的衣服脱光,用报纸裹上,草绳扎好,凑到三两个,就用一只装罐头的纸箱盛着,放在一间小屋子里。院里每天都有小孩死掉,夏天隔一两天埋上三两个,冬天常常是五六个死婴一块埋,最多一次埋了7个死婴。有时孩子还剩点气,修女竟然也一包了事。

解放前,死孩子扔到青岛路的乱坟岗上,是圣心儿童院杂役张王氏负责掩埋。解放后,怕解放军岗哨看见,改埋在院里了。勤杂人员受调查组指派在圣心儿童院的蚕豆地里,一连挖出尸骨120多具,有些小尸体和裹着的报纸尚未腐烂。婴儿的手和脚原来是被草绳捆住的,而现在却很松,说明捆绑时孩子还能挣扎!

在大量证据面前,兰义德无可奈何,自言自语地说:“这下可让你们揪住了尾巴。”

不久,调查组向南京市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在法庭上,调查组成员和圣心儿童院的代表当面对质,在有关婴幼儿人数问题上,双方产生分歧,法庭要求双方提供证据,圣心儿童院不得不把法文本《领洗人名册》交出来(这本《领洗人名册》现藏南京市档案馆)。这本名册记录着圣心儿童院婴幼儿童的接收死亡人数。这些数字都是由院长兰义德亲手填写的。

兰义德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罪行一一记录在案呢?原来她有自己的盘算。她收容一个婴儿记一个婴儿,可以多多换取社会上的施舍,以满足她们不断膨胀的享受欲。她以麻木不仁的心态填写死亡名册,也是死一个填一个,她要用死亡数字打动社会上的怜悯和恻隐之心,于是又一批救济唾手可得。失算的是,这一死亡名册竟成了证据!

南京市法院根据大量的人证和物证,于1951年1月25日判处不负责任,并擅自用药,过失致人死亡的华安德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永远驱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院长兰义德疏忽领导及监督责任,疏忽儿童生命,致发生多起儿童疾病死亡,且擅自广散传单,歪曲事实,掩饰罪行,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永远驱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圣心儿童院赔偿柳嘉禾损失人民币200万元,并在报纸上向全市人民赔礼道歉。

编后尘封了半个多世纪,今日重温此案,令人再次感受证据的力量。对自己的犯罪行为百般抵赖的事情并不罕见,但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际,这种抵赖多少让人嗅到了一些蔑视和仇视的味道。但办案人员本着科学的态度和扎实的工作作风,收集了大量无可辩驳的确凿证据,令这蔑视荡然无存。

 

PS1:中共与基督教的关系,中共是基督教青年会一手提拔起来的,是标准的境外势力的代理党。中共历史书对于义和团的正义性存在污蔑和造谣。义和团真正的起因,老百姓真正对洋人的愤怒,就是起于育婴堂对汉族婴儿的种族屠杀。而中共与基督教是一伙的,其历史书故意将真正的原因抹去。

PS2:中共勾结境外势力对汉族进行种族灭绝计划一直没有停止,计划生育政策是违反联合国种族灭绝公约的,洋人故意没有看到,实际上是基督教-中共势力在对汉族进行种族屠杀。中共红一代,多为境外间谍,回族的脸都没他们胡人,根本不是中国人。

PS3:中共民政系统勾结境外洋人势力依旧在对汉族婴儿进行人口贩卖和种族屠杀。详情可见《汉族之声》网友对欧洲某国小学的调查,该国领养大量汉族婴儿,而这么大规模的婴儿已经是学龄儿童,这群汉族婴儿却神秘消失了。有人判断,这些汉族孤儿已经被洋人用作活人献祭仪式。

汉民族要救亡图存,就须要皈依白莲教,杀光基督教间谍的私生子后代:红一代,红二代,红三代,对全国进行DNA基因筛查,抓捕红二代的私生子,对这些战略间谍全部杀光。汉族才可以摆脱被种族屠杀的命运。并且以彼之道,毁灭白人社会,毁灭白人文明,复此血仇!

注释